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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总要》
- 概述
《武经总要》是北宋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作者为宋仁宗时的文臣曾公亮和丁度。两人奉皇帝之命用了五年的时间编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修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于研究宋朝以前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绍了武器的制造，对古代中国军事史、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
前集的20卷详细反映了宋代军事制度，包括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特别是在营阵、兵器、器械部分，每件都配有详细的插图，这些精致的图像使得当时各种兵器装备具体形象地层现在我们面前，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极宝贵资料。
后集20卷辑录有历代用兵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战例资料，分析品评了历代战役战例和用兵得失。
一、介绍
1、产生的直接原因
北宋前期，为了边防的需要，大力提倡文武官员研究历代军旅之政及讨伐之事，并组织编纂出中国第一部新型兵书《武经总要》。该书包括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两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后又将《孙子》等七部兵书汇编为《武经七书》，作为武学的必修课程。
公元 960年，原五代时期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做了北宋的开国皇帝，即宋太祖。
赵匡胤靠掌握禁军起家，又是以兵变方式夺得政权，因此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他当了皇帝以后，一方面想方设法陆续解除了自己一些带兵老部下的军权，另一方面加紧了朝廷对国家主力军禁军的直接控制，抑制和改变了唐以来地方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加强了国家对武器制造业的集中管理。
北宋王朝在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建立了大规模的兵器生产作坊，即南、北作坊，又建立了弓弩院，专门生产各类刀枪甲具和远射兵器。
南、北两作坊：设在汴梁的兴国坊，主要制造各种铠甲、刀、枪等兵器以及兵幕、甲袋等装备；
弓弩院：专门负责远射兵器的生产，制造各种强弓劲弩和各类箭支。
作：在南、北作坊以下，还有更细密的分工，分为51“作”，每一作专门负责制造一类产品，如“铁甲作”“马甲作”等等。
两作坊的工匠多达七、八千人。
太祖赵匡胤并亲自督查武器的生产情况，开宝八年时（ 975年），他每隔十天便查核一次各种兵器的质量。
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使得北宋初的军械生产水平便有了很大提高，南、北作坊的武器年产量达 3万多件。正是在军队的高度统一领导和军备生产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北宋前期诞生了一部集当时及古代兵器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兵书 ——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是宋仁宗赵祯朝编纂的，是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当时距宋朝立国已有60多年。宋仁宗为防止武备松懈，将帅“鲜古今之学”，不知古今战史及兵法，所以下令天章阁待制曾公亮、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等，编纂一部内容广泛的军事教科书。曾公亮等以5年的时间编成《武经总要》，仁宗皇帝亲自核定后，又为此书写了序言。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每集20卷。
前半部分介绍古今战例，将军事制度、军事组织、选将用兵、阵法、山川地理等军事理论和规则。其中前集的二十卷详细反映了宋代军事制度，包括选将用兵、教育训练、部队编成、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察、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特别是在营阵、兵器、器械部分，每件都配有详细的插图，这些精致的图像使得当时各种兵器装备具体形象地层现在我们面前，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极宝贵资料。
后半部分介绍阴阳占卜。后集20卷辑录有历代用兵故事，保存了不少古代战例资料，分析品评了历代战役战例和用兵得失。
《武经总要》反映了宋仁宗时期宋王朝军事思想上的某些积极变化。本来，北宋初以来为防止地方割据，将帅专权，将将帅的统兵权和作战计划的制定权都收归皇帝直接制辖，但矫枉过正，结果弄得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导致仗仗失利，节节败退。而《武经总要》中则重新重视和强调古代《孙子》等兵书中用兵“贵知变”、“不以冥冥决事”的思想，这在宋代军事史上是难能可贵的，只是北宋后来的统治者并没有遵循和实践这种用兵思想。书中还十分注重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兵家用人，贵随其长短用之”，注重军队的训练，认为并没有胆怯的士兵和疲惰的战马，只是因训练不严而使其然。
《武经总要》详尽记述和介绍了北宋时期军队使用的各种冷兵器、火器、战船等器械，并附有兵器和营阵方面的大量图像。特别是第10至第13卷，如《攻城法》、《水攻》、《水战》、《守城》等攻战篇，不但记录了与这几种战法有关的兵器装备，还有防御工事和战舰的情况。第10卷《器图》，集中了当时军队的各种武器装备，每一件都有清晰的插图，仅第十至第十三卷的四卷中，就附有各式插图二百五十幅以上，图上还以楷书注有详尽的器物名称、使用方法等文字说明，是研究中国古代兵器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指明：①宋代的兵器是承继着汉唐以来的传统，所以《武经总要》中记录的许多兵器类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从汉代以后，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变化，由这部书作了总结后，又影响到北宋以后的兵器类型，可以说《总要》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②自唐、五代以来，中央王朝的军队吸收了不少北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的优秀兵器。如《器图》中的“铁链夹棒”，书中明白地注明是从“西戎”处学来的，是北方少数民族骑兵用来攻击宋代步兵的兵器，被北宋部队吸收过来，经过改造，成为更适用的兵器。因此，北宋兵器装备的种类比以前增多了，锐利程度也有所加强。
中国古代的冷兵器，主要是步兵兵器，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所谓“十八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且趋于定型，这些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几乎都有记录。
北宋的军队仍以步兵为主，所以《武经总要》中记录的各种冷兵器，也是以步兵兵器为重点。主要包括远射兵器、格斗兵器、防护装具3类。
远射兵器一般是弓、弩。
关于弓的情况，《武经总要》里记录了4种：黄桦弓、黑漆弓、白桦弓、麻背弓。它们都是复合弓。
《武经总要》中记录的6种弩：黑漆弩、雌黄桦梢弩、白桦弩、黄桦弩、跳镫弩、木弩。前4种是较强的弩，由士兵自己踏张；后2种弩是较小的，由士兵用臂力开弩。
弓和弩所用的箭有：点钢箭、铁骨丽锥箭、木扑头箭、三停箭、飞羽箭等。
以上的弓和弩，都是利用一个士兵的力量就可以发射的，便于行军野战，是部队中大量配备的兵器。
《武经总要》里讲到北宋军队装备的格斗兵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格斗兵器，另一类是北宋时期新出现的兵器类型。前一类主要是刀和枪；后一类主要是各种棒类以及骨朵（蒜头）、铁链夹棒等。
有8种名目：手刀、掉刀、屈刀、掩月刀、戟刀、眉尖刀、凤嘴刀、笔刀。其中只有手刀是短柄的，其余7种都是装有长柄的。手刀的样子已经和汉唐以来的传统形制不同了，刃口弧曲，刀头较宽，厚脊薄刃，坚重有力，比汉代的环首直刃铁刀更适于劈砍，是部队中常用的兵器。长柄的刀可以泛称为陌刀，其中又有直刃尖锋的掉刀以及类似偃月状的掩月刀、凤嘴刀、屈刀、笔刀等。以上列举的是当时军队里最常用的刀。
2、枪
《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有9种名目：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鵶颈枪、锥枪、梭枪、槌枪、大宁笔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安有长的木杆，上装刃，下装鐏。这些枪有些是供骑兵用的，有些是供步兵用的。骑兵用的枪常在枪首侧面加有双倒钩、单倒钩，或是在杆上装环，被称为“环子枪”。步兵使用的多是素木枪、鸦颈枪等。梭枪（标枪）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兵器，它的柄较短，只有几尺长，是北宋时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那里汲取来的新品种。它是和盾牌配合使用的，战士一手举着盾牌保护自己，另一只手拿着梭枪，它可以用来与敌人格斗拼刺，还可以投掷，以击中几十步以外的敌人。在当时，又可以叫标枪。
除了有锋刃的刀枪以外，北宋的步兵还常常使用没有锋刃，专门用来砸击敌人的兵器，其中最常用的是棒类。
3、棒
北宋时又叫“棍”、“杵”或“杆”，是用粗重坚硬的木料制成的，一般长1.5米左右，其中有在表面包一层铁皮的诃藜棒、前端装有带双倒钩尖刃的钩棒，以及没有尖刃只有倒钩的抓子棒。还有更厉害的一类，是在棒端安粗头，上面密密麻麻地安着尖钉，叫做狼牙棒。还有一种铁链夹棒，它的形状很像农村打麦场上使用的连枷，在棒的前端用链环连着另一个较短的铁棒，用来自上而下打击敌人，这是向西北的少数民族学来的一种兵器。另有一种连珠双铁鞭，即后世被俗称为“三截棍”的兵器，直到今天还能在武术器材中看到它的形象。
4、骨朵
是这时期出现的新兵器，是在一根棒的顶部装一个圆球形的锤头，锤头呈多瓣球状的叫“蒜头”；制成带刺的蒺藜形状的叫“蒺藜”。从前旧京戏有一出戏名叫“八大锤”，说的就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的故事。由于岳飞的儿子岳云和另外三名将领都双手使锤，因此戏名定为“八大锤”，实际上当时的锤并不是戏台上的样子，而就是北宋兵器中的“骨朵”。在宋辽、宋金战斗中，主力是步兵的宋军要面对铁骑上的辽金骑兵，抡起大棒和锤去砸击敌人的兵马，当然比用单薄的刀枪直射更为有力。也许这就是宋辽金时期宋军大量使用棒类砸击兵器的直接原因。
北宋军队使用的防护装具，仍旧是传统的盾牌、铠甲。《武经总要》里记载的盾牌只有步兵和骑兵使用的各一种，都是木制胎骨，外蒙皮革。步兵盾牌较长，平底尖首，可以倚立在地上，使步兵的整个身躯都蔽隐在牌后。骑兵盾牌是正圆形的，前面画着兽面图案，面积不大，作战时套在骑兵的左臂上，以抵御飞来的敌箭。
北宋的铠甲，是在唐代铠甲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形制。北宋初年，南北作坊制造了大量的铠甲；品种很多，有涂金脊铁甲、素甲、浑铜甲、墨漆皮甲、铁身皮副甲、金钱朱漆皮马具装、铁钢朱漆皮甲具装等。甲胄的质料有铁、皮、纸3种，铁铠最为贵重。北宋步兵使用的叫“步人甲”，甲身是一整片，由12列小长方形甲片组成，上面是保护胸、背的部分，用带子从肩上系连，腰部又用带子向前束扎，下垂左右两片膝裙。身甲上缀披膊，左右两片披膊在颈背后联成一体，用带子结系在颈下。头部的兜鍪是圆形的覆钵状，后面垂缀着较长的颊项，顶上中央插着三朵漂亮的缨球。北宋初年宋军的马甲有皮质和铁质两种，到北宋中期则主要应用皮质的马甲。马甲结构合理而完整，包括面帘、鸡颈、荡胸（即当胸）、马身甲和搭后五部分，披裹在战马身上，可有效地护住战马的头、颈和躯干，只有眼睛、嘴、耳朵、四肢和尾巴露在外面。这种皮马甲外还涂漆，最初涂黑色，以后逐渐改成了朱红色。
2、床弩
北宋时期，步兵的远射兵器除了一般的弓弩以外，还进一步发展了两种重型远射兵器，即利用复合弓的床弩和原始的炮。
床弩，又称床子弩，它是在唐代绞车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将两张或三张弓结合在一起，大大加强了弩的张力和强度。张弩时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战士们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士兵用大锤猛击扳机，机发弦弹，把箭射向远方。《武经总要》里记录的这种使用复合弓的床弩有八种，可以依弩的强弱和射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双弓床子弩，上面装有两张弓，分别置于粗大的弩臂前端和后部，两张弓相对安置，发射时，先用一条两端带钩的粗大绳索，一端钩住弩弦，另一端勾住绞车的轴，然后用五、七个或十余个战士合力绞动绞车，把弩弦张开，扣在机牙上，专管装箭的弩手安好弩箭，并瞄准目标。放射时，用人手的力量是扳不动扳机的，要由专管发射的弩手高举起一柄大锤，以全身力气锤击板机，于是巨大的弩箭便呼啸着飞向敌方。这些箭很粗大，箭镞是扁凿形的，所以叫“凿子箭”，射程约为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五步。
另一类是三弓床弩，较前一类更强大，射程也远一倍。弩臂上的三张弩弓，前端安两张，后面装一张，也是前后相对安装。由于这类床子弩力量更强，所以又叫“八牛弩”，表示用八头老牛的力量才能拉开它。用人力开弩，一般需二十至一百人，一般射程在二百至三百步，即三百七十至五百六十米左右。三弓床子弩使用的弩箭更为巨大，有粗壮的箭杆和铁制的箭羽，前端装有巨大的三棱刃铁镞，因为它的大小和一般士兵使用的长枪差不多，所以又叫“一枪三剑箭”。它还有另一个名称叫“踏橛箭”，那是因为它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即在攻打敌方城堡时，将粗大的三弓弩箭射向敌方城墙，使弩箭的前端深深插入墙内，只留半截粗大的箭杆和尾羽露在墙外，攻城的士兵在己方的掩护下可攀着这些射插在墙上的巨大箭杆登上城墙，攻陷城池。于是，这种巨大的弩箭又成了攻城者攀登的踏橛，因此这些箭又有了“踏橛箭”的名称。
北宋军队装备的另一种比床弩威力更大的远射兵器，就是各种类型的原始炮——发石机。在火炮发明以前，这种发石机就是最重型的远射武器。发石机，即原始的炮，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制造的。把一根长长的炮梢，也就是巨大的杠杆装在可以转动的横轴上，再把横轴架在用粗大的木材构成的炮架上。在炮梢的一端用绳索连着一个用来兜装石弹的皮窝，另一端系上几十根长长的拽索。放射时，由一个战士负责把石弹安置在皮窝里，另外几十个战士猛地拽动拽索，梢杆一下子反转过来，把安在皮窝中的石弹抛射出去。巨大的石弹可以摧毁敌方的防御工事，也可以摧毁敌人的攻城器械，也可以杀伤敌人，击乱敌人的阵线。
据考证，“炮”字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还找不到它，大约是在晋朝才开始出现与此有关的一个字，写作“？（石马交）”字。但将发石机用于战争，则是很早以前的事，据说在春秋末期的越国，就已经使用了可以把十二斤重的石头抛掷到二百步远钓原始“炮兵”兵器。后来，曹操也使用过发石机，在“官渡之战”中用来打击袁绍营垒的“霹雳车”，就是发射时有巨大声响的发石机。唐代也有不少使用发石机作战的记载，例如李勋攻辽东时，使用的发石机可以把很重的石球抛掷到一里以外。宋代的发石机炮，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以前的发石机，虽有零星的记载，但没有留下任何形象的材料，只有在《武经总要》中，我们才清楚地看到了发石机——炮的形象。这也是我们将炮这种武器放在宋代才加以叙述的原因。
3、炮
《武经总要》中一共记录了十几种不同式样的炮，有单梢炮、双梢炮、五梢炮、七梢炮、虎蹲炮、柱腹炮、旋风炮、合炮、卧车炮、车行炮、行炮车等，还有一种只用两个人的轻便的“手炮”，能发射半斤重的炮弹，但没有附图，故难以了解它的形状。以上列举的各式炮中，单梢、双梢、五梢、七梢等炮，基本结构是相同的，都是在一个由四根脚柱构成的方形炮架上装置炮梢，按轻重之分，最重的七梢炮，可以把九十至一百斤重的石弹抛掷到五十步远，有拽索一百二十五根，需用二人定炮，二百五十人拽索。比较轻便的单梢炮，只用一人定炮，四人拽索，可以把二斤重的炮石抛掷五十步远。虎蹲炮和柱腹炮也安有炮架，但不是四根脚柱构成的方形，而是斜三角形，所以较为灵活，这种炮需战士七十一名，发射十二斤重的炮石，投掷到五十步外，另一种是旋风炮，这类炮上没有上面讲的那种架子，而是竖立一根巨大的“冲天柱”，在柱头安放炮梢的轴，于是炮梢可以变换方向，向四面发射，不用像单梢炮改变方向时还要移动炮架。缺点是因无架座，故不如单梢炮等稳固，发射的炮石也不能太重，只有三斤左右。把上述这几类炮装置在轮车上，就形成各种炮车，炮车有两轮的也有四轮的。
这种原始的炮（即发石机），在北宋末年的城防中已被广泛应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南宋初年陈规在他著的《守城录》里，很重视这种重型远射兵器的使用，认为攻城的一方如果“得用炮之术”，就可以很快攻破敌城；而守城的一方如果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大炮，也能够稳固地守住城。特别是他曾根据北宋汴京（今开封）被金兵攻克的教训，指出守城一方的炮不应安放在狭窄的城头上，因为那样既不便设较多的炮架，也容易被远处的敌人看到，成为敌方炮石集中攻击的目标。他认为应利用炮石发射后曲射的特点，将它安在城墙里侧，炮前可设置树木伪装。发射时，每炮在城头上设一战士，专管观察敌情，根据观察的“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小偏。就让拽炮索的人移动一下位置。大偏，就让炮手移动炮架；炮石打远了就减少拽炮索的人，打近了就增加拽炮索的人。这样试射两三次后，就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这种把炮置于隐蔽处，进行观测修正的间接射击，在八百多年前无疑是一种很先进的军事指挥技术。
3000年以前，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据说是希腊人要到特洛伊城解救一位被特洛伊国王子骗去的美人。希腊人在特洛伊城外安营扎寨达十几年，但由于城池坚固，希腊士兵虽然多次想把城墙推倒，或者计划爬城而入，但都未能成功。最后，希腊人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将精锐的士兵偷藏在一匹巨大的木马中，诱使特洛伊人将木马运入城中，并乘其不备，奇袭出击，与城外人马里应外合，才算攻下了特洛伊城。这便是古代希腊传说中著名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
自古以来，城池的建立大抵与军事有关，一座坚固的城堡，往往就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军事防线和要塞。因此，中外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将自己的城堡修筑得高大雄伟、固若金汤，一方面重视研制和改进攻城与守城的武器装备。前面引述的“特洛伊木马”，是外国军事家靠智谋破城，而在中国古代，也早就有了关于攻城和守城的记载，如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工匠公输班（即后世称的鲁班），就曾为楚王造云梯以攻宋国城池。
北宋时期，城防工事更为牢固，攻城的武器装备也相应发展。《武经总要》中便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记录了有关城防建筑以及守城、攻城的各种重型装备，其中包括一些专用的特殊类型的兵器，反映出当时攻占和守御城市在战争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关于城防工事，《总要》中画有详细的图像：坚固的砖筑城墙，外面围着宽而深的壕沟，外壕上架的吊桥在敌人来攻时即可升吊起来。城门外面加筑有圆形瓮城，敌人即使攻入瓮城，也可能成为瓮中之鳖，被困在其中消灭。高高的城墙上砌筑着女墙，上面开有向下射箭的箭窗。每隔一段还筑有凸出墙面的“马面”，上面设敌棚或敌楼，配置各种守城器械。同时还沿城构筑一些和城墙相联接的弩台，上设重炮和强弩。在战棚前和女墙外，垂挂着防御炮石弩箭的垂钟板、篦篱、皮竹笆等用生牛皮、荆柳、竹皮等材料编制的防护设备。
面对如此严密的城防设施，攻城的一方也有各种攻坚器械。首先是云梯，云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鲁国巧匠鲁班，但因没有图样流传，故其形制无考。战国时的云梯，在已知的战国铜器图案纹饰中有示，系由三部分构成：底部装车轮，可以移动；梯身可上下仰俯，攻城时靠人力扛抬，倚架于城墙壁上；梯顶端装钩状物，用以钩援城缘，使之免遭守军的推拒破坏。唐代的云梯较战国时有了很大改进：主梯身固定装置在木制底盘上，下面有六个车轮；主梯之外又增设一副活动的“上城梯”（副梯），其顶端装有一对辘轳，登城时可以沿着城墙壁面上下滑动，“谓之飞云梯”。攻城时只需将主梯停靠城下，然后再在主梯上架设“上城梯”，便可“枕城而上”，减少了在战火中架梯的危险和艰难。
宋代的云梯有了重大的改进，《武经总要?攻城法》记载：“云梯以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丈余，中施转轴，四面以生牛皮为屏蔽，内以人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之上。”说明宋代云梯采用了中间以转轴联接的折叠式结构，又在梯底部增添了防护设施。此外，“上城梯”（副梯）也出现了多种形式，有“飞梯，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著城推进”；有“竹飞梯，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以登”。这些改进，增加了云梯车运动时的稳定性，减少了遭守军破坏的可能，也使叠城迎敌更加简便迅速。明朝以后，这种巨大的云梯因无法抵御新式火器的攻击而逐渐废弃。
巢车，这是一种登高观察敌情的车辆。车上高悬可坐人的“望楼”，因望楼形似鸟巢，故名巢车。最早使用巢车的记载见于《左传》，公元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曾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向，当时还有大宰伯州黎随侍，可知此巢车的体积不小。巢车又名楼车，《武经总要?攻城法》并配附楼车图。从图形看，其车体为木质。底部有四轮，车上树望竿，竿上设置望楼，竿下装有转轴，并以六条绳索，分三层，从六面将竿固定，绳索底部则以带环铁镢楔入地下。这种车在攻城作战中可以随时登高观察城中敌情，寻找发现守城敌人的薄弱之处，有针对性地发起进攻。
此外，《武经总要》中介绍的攻城器械还有行女墙、木女墙、行天桥、杷车、扬尘车、填壕车、搭天车、钩撞车、火车（一种点火炉前进的车）；还有为开掘地道攻城用的挂搭棚、雁翅笆、皮幔，以及火钩、火镰、火叉、抓枪、蒺藜枪、拐枪、凤头斧等各种兵器。守城用的各种器械装备，还有车脚檑、穿环、木立牌、竹立牌、拐突枪、钩竿、锉手斧、等等。还有为防备敌人用地道攻城的“听瓮”（地听）、风扇车，以及火攻敌军用的飞炬、燕尾炬、鞭箭、铁火床、游火铁箱、引火球、猛火油柜等。
九、原文
《前集·卷一》
《选将第一》
传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又曰：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由是言之，可不谨诸？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故管仲射钩，齐威公任之以霸；孟明三败，秦缪公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张仪之游荡，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白起之世旧，韩信之懦怯，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虏，邓禹以文学扶汉业；李靖用于罪累，李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诫，五曰约。理者理众如理寡（旌旗有分，金鼓有饣希，故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备者出门如见敌（行则整战阵，住则严防守），果者见敌不怀生（传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诫者虽克如始战（宋义谓项羽：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约者法令省而不烦（政烦则人惰，水浊则鱼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明君知此十者，而犹惧取人之难，则必设九验之言词以考之，为九术之科例以复之。所谓九验者，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卒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期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君子易观，不肖难明。由此验之，可知也）。又曰：二人交争，则知曲直；二人论议，则知道德；二人举重，则知有力；二人忿斗，则知勇怯；二人俱行，则知先后；二人治官，则知贪廉。所谓九术者，一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其饥寒，悉见其劳苦之谓仁将；二曰事无苟免，不为利挠，有死荣而无生辱之谓义将；三曰贵而不骄，胜而不逸，贤而能下，刚而能忍之谓礼将；四曰奇变不常，动静无端，转祸为福，因危立胜之谓智将；五曰进之有重赏，退之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之谓信将；六曰足轻戎马，力越十夫，善用短兵，长于射之谓步将；七曰临高历险，驰射若飞，进则先行，退则为殿之谓骑将；八曰气凌三军，志轻强虏，怯于小战，勇于大敌之谓猛将；九曰见贤思齐，见善若不及，从谏如流，宽而能刚，简而少傲之谓大将也。然而伎能有长短，局力有大小，器而使之。如钧石之权，不可以称锱铢；斗筲之量，不可以代庾斛。
若兵法所谓论除谨，动静时，吏卒办，兵甲治，正行伍，连阡陌，明鼓旗，此尉之官尔（尉官，司马）；前后知险易，见敌知难易，发斥不亡遗，此侯之官尔（侯，军之虞侯）；隧路塞，行辎治，赋物均，处军辑，井灶通，此司空之官尔（军司空，主善治）；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浮舆，无遗辎，此舆之官尔（舆，军之后殿者）。然此五者之于大将也，若车之有众材，各司其任，未足以宰制一车之用也。故曰：先语察事，劝而与食，实长希言，赋物平均，此十人之将也；切切截截，垂意肃肃，不用谏言，数行刑戮，刑必见血，不避亲戚，此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嫉贼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众，此千人之将也；容貌怍怍，言语时出，知人饥饱，习人剧易，此万人之将也；战战栗栗，日戒一日，近贤进谋，使人知节，言语不慢，忠心诚毕，此十万人之将也（法曰：夫将虽以详重为贵，不可有不决。感此论将之疑，虽以博访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之少也）；温良实长，用心无两，见贤进之，行法不枉，此百万人之将也。此伎能局力之所以异也。 凡将，有五危、六败、十过、十五貌情之不相应者，又不可不察。所谓五危者，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此五者用兵之灾也。何谓六败？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贪（一作贫）而好利者，可遗也；有仁而不忍者，可劳也；有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信而喜信人者，可诳也；有廉洁而不爱人者，可悔也；有智而心缓者，可袭也；有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有懦而喜用人者，可欺也（如揣敌人，知其情）。所谓十五貌不与中情相应者，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貌恭肃中心欺慢者，有外廉谨而内无至诚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湛湛而无成者，有好谋而不决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忄空々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诡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肃肃而反易人者，有高々而反静悫者，有势虚形劣而外出无所不至、无所不遂者。是以择将之主，澄其心如水鉴，平其诚如权衡，使贞伪不能窜于察视，大小不能移其称可。然后可以得人而不惑，得之不惑然后可以任之不疑。《管子》曰：王者不能知人，害霸也；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是知能信在于能任，能任在于能用，能用在于能知，则知人之道可不重欤？
《将职》
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三军之事专达焉。兵法曰：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盖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将在军，必先知五事、六术、五权之用，与夫九变四机之说，然后可以内御士众，外料战形；苟昧于兹，虽一日不可居三军之上矣。所谓五事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下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道者，仁义也。
李斯问兵于荀卿，答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如此，始可令与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不危疑）。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者，能机权识通变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战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者，部曲队伍有分划也；制者，金鼓旌旗有节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营阵开阖各有道径也；主者，管库厮养，职守主张其事也；用者，军马器械，三军须用之物也）。所谓六术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处舍，营垒也。收藏，财物也。周密牢固，则敌不能凌辱）；徒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重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谓使间谋观敌，欲潜隐深入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道言行也）。所谓五权者，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强使人出战而轻敌），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熟谓精审，泰谓不吝赏也）。所谓九变者，圯地无舍（无舍，无依也。水毁曰圯也），衢地合交（结诸侯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则谋（发可谋也），死地则战（利死战也），涂有所不由（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则设奇变以防敌之掩袭），军有所不击（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以留之。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逼，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
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之也），城有所不攻（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之也），地有所不争（小利之地，得而失人，则不争。言得之难守，失之则无害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所谓四机者，张设轻重，在于一人，谓之气机；道狭路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谓之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谓之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谓之力机。此五事、六术、五权、九变、四机者，皆良将之所要闻，而兵家之所先务也。
古之言将者曰：静以幽，正以治（清静简易，幽深难测，平正无偏，故能致治也）；能清能静，能平能整；不内顾，不迁怒；乐而不忧，深而不疑。凡将之自治如此，然而事有常患，为将之灾。夫鉴凶门而出，临死而不为生，将之勇矣，然而尚死者不胜（将无策略，苟以死先上，士即死之，当敌则慑，故不胜也），必死者可杀。战谨进止，临生而不为死，将之审矣，然而上生者多疑（将无义心，有求全避难，则事多疑），必生者可虏。策不再计，勇不留决，战如风发刃上，果以敏（攻战必利决断，速疾则不失时也），将之决矣，然而忿速者可悔。获财散之，清不可污，将之廉矣，然而廉洁者可辱。恕己以治人，推惠而施恩，将之仁矣，然而爱人者可烦。养士不以异材，与之安，与之危，将之公矣，然而上同者无获（将明，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自予而不循（常自负，不循理也），将之专矣，然而上专者多死，而下归咎（将无明智，耻求贤问能，而自专于事，故战者多死伤）。惟善自治者，使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虑必杂于利害而后能远兹患也。兵法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以用，此爱之不可独任明也。兵法曰：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然而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者难用，此威之不可独任又明也。惟善御众者，附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而后所挥无不从移，所措无不从死；发号施令，人乃乐闻；兴师动众，人乃安斗。黄石曰：士卒可下，而不可使有骄。谦以接士，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其此之谓乎？夫善用兵者，能愚士之耳目，而使之无知（言使军士非将军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聋愚也）；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易其居，去安履危；迂其途，舍近取远，故士卒怀必死之心也）。师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师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三军但知进退之令，不知攻取之端）。聚三军之众投于险（险，难也），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盖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古之良将，不以己贵而贱人，不以独见而违众。故冬不被裘，夏不张盖，所以同寒暑；度险不乘，上陵必下，所以同劳佚；军食熟然后敢食，军井通然后敢饮，所以同饥渴；合战必立矢石所及，所以同安危。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事叛；将自臧，则下少功。如此而望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则安可得哉？夫上之用下也，使智、使勇、使贪、使过（智者乐立功，勇者好行志，贪者好趋利，过者不顾死）。下之为上也，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人死爱；心意激勉，则人死怒；使人以刑，征之以义，则人死威；赏罚分明，则人死义；爵厚赏重，则人死利也）。 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不强不能，不使不欲；能受谏，能听诤，能纳人，能采言。故曰：将主之法，务在览英雄之心，盖谓此矣。夫智莫大于弃疑，事莫大于无悔，进退无疑，见敌无谋（深知敌情，计谋素定，进故无疑，不待见敌而谋也），虑必先事也。若一言不信，则三军之心惑；一事不当，则三军之听疑；一法不举，则三军之志惰；一惠不周，则三军之情懈。如此，赏罚岂明而威岂行哉？故刑上极，赏下通，听诛。
无诳其名，无变其旗（军法不反令于父，不移令于子。有罪，虽亲不问其名，不易其旗），示公而不改法也。夫令素行于民，则民服；令不素行，则民不服。故令素信者，与众相得也。凡兵之败道有六，皆将之过：谓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夫以一击十之道，先须察敌人与我将之智谋、兵之勇怯、天时地利、饥饱劳佚，十倍相辽，然后奋一以击十。若势均力敌，不能自料，以我之一，击敌之十，则须奔走，不能返舍复为驻止矣）；卒强吏弱曰弛（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卒，故弛折坏散）；吏强卒弱曰陷（言其将欲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强进之，则陷没于死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大将也。大将怒之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将弱不严，教导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言吏卒皆不为常度，引兵出阵，或纵或横，此乃自乱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此必走之兵也）。此六者，将之不可不察也。军之所患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退，是谓縻军（为将，不知进退之利害，惟欲从己周权，令军士不能收功而縻系之矣）；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惑（军国异容，所理各异，欲以治国之法以治军，则军事惑乱）；不知三军之权而司三军之任，则军疑（不知用兵机谋之人，用为将，则军不治而士疑惑也）。三军既疑既惑，是谓乱军引胜（士疑惑而无畏，则乱）。此三者，又不可不察也。兵法曰：知可与战、不可与战者，胜；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者，胜之半。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者，胜之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败。兵法曰：上下同欲者胜。故善用兵者，如携手而使人，人人不得已也。
兵法曰：以虞待不虞者胜。故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故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全；可杀，而不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此三者，将之胜败之先得也。夫上将，料敌之极，计险厄远近（馈运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言若能料此以制敌，乃为将臻极之道也）。至于天时审得，地形审便，车马审强，众寡审悉，士卒审谏，器械审利，居处审安，堠望审察，军用审足，进退审宜，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良将之百举百胜，得此道也。夫将不可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故不敢不重也。兵法曰：上烦轻，上暇重。子路问于孔子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荀卿曰：“百事之成也，在恭；其败也，在慢。”故恭胜怠则吉，怠胜恭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恭谋无旷，恭事无旷，恭吏无旷，恭众无旷，恭敌无旷，是之谓五无旷，然后可以为天下之将而通于神明。善用兵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岂有败者哉？
《军制》
古者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夏商而上，制度无载，不可得而记也。《周官》以一卿为大司马，掌制军诰禁。又有小司马、军司马官，皆用大夫。又有兴司马、行司马官，皆用士。是谓建其正，立其二，设其考，陈其众，以相督摄，以相辅承，而武官之例备矣。凡制军，国中自六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一乡万有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故五人为伍，而属之比长；五伍为两，而属之闾胥；四两为卒，而属之族师；五卒为旅，而属之党长；五旅为师，而属之州长；五师为军，而属之命卿，是谓五有长，两有司马，卒有长，师有帅，军有将焉；居守征行以相部曲，而师营之法备矣。齐威公用管夷吾之说制国，五家为轨，则五人为伍，有轨长以帅之；十轨为里，则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以帅之；四里为连，则二百人为卒，有连长以帅之；十连为乡，则二千人为旅，有乡长人以帅之；五乡为一帅，则万人为军，有五乡之帅以帅之。故有中军之军，高子之军，国子之军焉。旅治，略本周法，亦大国三军之制也。战国以前，军士在于闾里，有事焉而简稽，有时焉而教习，于功暇日农作而居家，未有留屯坐食番上长征之法。是以其所处军置吏之名，一随于乡党；惟出师行营，则以部队裨校之号，一切为殊。汉以后，大改三代之军，始有州郡教士、京都校卒，而掌兵兴众，不任乡党之吏矣。初诏郡国选有材力之民，籍为材官骑士，使守尉令丞典领课试，以备征讨。京师则有虎贲羽林之士，多者千人，就选材高者迁为将监，而属在光禄。又有南官北官卫士，有令丞一人掌之；左右剑戟士，有都侯丞一人掌之，而属在卫尉。又有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士各七百人，设置员吏，稍尊有司马，稍尊有校尉，而属在北军中候。
皆闲时宿卫，有征则行。自高帝至建安，虽士员官号更易废置不常，而汉之营法具此也。魏晋已降，军号尤繁，处置统隶大约如汉。逮于西魏，始立诸府。府不满百人，有郎将主之，隶在二十四军。军一开府将之，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分属六柱国。隋则每府有队副、旅帅、校尉、鹰扬郎将、副郎将，步卒有步兵校尉，骑士有越骑校尉，杂典兵马，而征防上免，内听命于十二卫。卫二将军，一大将军判之。唐贞观以后，上府至千二百人，中府至千人，下府八百人。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五十人为一队，立队正；三百人为一团，置团校尉。而府有折冲、左右果毅，知府并判府事。内属诸卫，则如隋制。凡武士，成丁入军，六十而免。应宿卫者，离为三番；其征人防人，亦有迭次。起西魏大统，至唐天宝，凡名军防、乡团、卫士、武士，皆谓此也。
宋沿唐末五代之制，并号禁军，黥面营处，衣食公上，草教日阅，无得番休。
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或隶殿前，或隶两侍卫司。自厢都指挥使而下，皆节级有员品，每都立军使都头兵马使，则古之队正之任也；每营立指挥使，则古之旅师之任也；每军立都指挥使都虞侯，则古之师帅之任也；每军、每厢、每第立都指挥使，则古之军将之任也。各有副，以贰其政。其两河、关西诸州，则别募藩汉丁壮，差置将职，以效内军。至其戍守征伐，则古有大将、元帅、大总管，今谓招讨使、都部署是也。古有副将、副元帅、副总管，今谓招讨副使、副部署钤辖是也。古有跳荡、左右虞侯，今谓之先锋、策先锋、殿后、策殿后是也。古有校尉已下兵职，今谓都鉴队将之类是也。立军制吏，古今率同，其名虽殊，其任则一。凡氵位师者，亦当参考前制，以为今事之式法焉。
《料兵》
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精捅，所使人各当其分，此军之善政也。古法：马步三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三万七千五百人。近代营阵法，或以二万人为率。今按古法，马军每将三百人，其差次则先以善骑者，次以乔健者，末以善用短兵者，总六千人；步军每将五百人，其差次先